在当今全球经济圈，无视中国存在的人几乎已经消失了，然而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所担忧的，“也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议论的中国都是另外一个国家。”那些为中国一味欢呼或全力贬低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没有一个“负责的肩膀”。相对而言，我们更愿意听到一些有建设性的声音。

　　作为亚洲地区惟一进入全球前十位国际级管理大师排行榜的学者，大前研一曾经是“中国崩盘论”的提出者，可是在飞临中国第50次以后，他现在成了中国经济繁荣论的最积极鼓吹者。他曾经一再提及：“未来十年，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他同时相信，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尤其是亚洲，首先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

　　未来的竞争，企业———大前研一说国家亦如此———的财富不是源于自然资源，而是来自人的智力能量，这跟工业时代、大生产时代很不同。譬如在资源（能源、人力、物耗）型工业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5万美元的日本肯定无法与中国、印度和东盟抗衡，而后者的突围就必须依靠智力和知识的胜出，这就要求日本从其成功的传统模式中转变过来。这样的论述，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企业也充满了启迪。

　　在所有的好奇者中，大前研一的观察也许比那些远隔重洋的欧美学者更为现实一点，毕竟他经历了日本经济腾飞的整个过程，并是其中最重要的民间策划人之一。作为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原子物理博士，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到1995年期间一直领导着麦肯锡日本公司，他所创办的“一新墅”被称为是“新生代商界和政界领导者”的摇篮。他太熟悉一个国家从贫瘠走向繁荣，一个产业从起步迈向成熟所必经的曲折和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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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蓝海的名义进化

　　1899年的某一天，当时还在瑞士读书的爱因斯坦问他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明可夫斯基一个问题：“一个人怎样才能在科学领域留下自己的足迹？”一向才思敏捷的明可夫斯基三天后才想出了答案。他带着爱因斯坦来到一处建筑工地，径直踏上了建筑工人刚刚铺平的水泥地面，在工人的呵斥声中，明可夫斯基告诉了一个道理：“只有在很多人想不到的地方，在新的领域、在尚未凝固的地方，才能留下脚印。那些凝固很久的老地面，被无数人、无数脚步涉足的地方，别想再踩出脚印来。”

　　100多年后的今天，商业繁荣、科技兴盛，层出不穷的新发明像空气般遍布世界。我们提出了远多于上世纪的更新理论，但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创造的新理论并未根本性地超越“相对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爱因斯坦发现的山顶上，盖了一座大房子，再在里面摆上现代化的家电而已。

　　事实上，尽管今天我们的生活远较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富足，但任何思想上的进步总是缓慢而曲折的，并且，思想与经验的累积一直在循序渐进中进行着。换言之，100年前启发爱因斯坦的那些原理，即使在今天依然适用。

　　因此，如果单从理论上来看眼前这本《蓝海战略》的话，其提出的新概念便早已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书中作者说：“我们的市场有两种海洋组成，红海与蓝海各代表现今存在的产业及尚未存在的产业；由于红海已广为人知，因此在这片海洋里如果你想生存，便必须面临残酷的竞争，不断压缩利润空间，以至于红海变成鲜血淋漓的死海；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开拓一片尚未人知的蓝海，迎接我们的将是高额的利润与高速的增长……”这段描述无疑是《蓝海战略》中最为人所乐道的话题。但其中的道理，近20年来，从迈克尔·波特到哈默尔、格拉德威尔都一再地被提及。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流行，一本书、一种新理念的兴起，总能找到适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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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当企业购并国家》(The Silent Takeover: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一书在英、美大受好评,诺瑞娜·赫兹博士已被公认为经济全球化领域的专家。而她眼中的全球化,就与托马斯·弗里德曼"扁平的世界"大不一样。

    诺瑞娜·赫兹(Noreena Hertz),现任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商业中心副主任。她原为俄罗斯事务专家,1992年协助世界银行向俄罗斯政府建议经济改革之道。她还曾为《华盛顿邮报》、《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 man)、《观察家报》及《卫报》撰写专栏,亦常受邀于电视及广播节目担任评论员。

    跟北美的商学院教授相比,欧洲学者对世界的看法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就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地球是平的》一书登上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的同时,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年轻女学者诺瑞娜·赫兹博士(Noreena Hertz)却以一本《当企业购并国家》(The Silent Takeover: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给出了另外的视角。

    根据赫兹的研究,时至今天,商业力量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已经变成了事实,有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前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通用和福特公司的营业额比所有黑色非洲国家的GDP总和还要高,比尔·盖茨一个人的净资产相当于美国一半家庭的资产总和。当今一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足以与国家抗衡,全球最大的6家跨国公司,其年营业额均在1100亿美元以上,仅有21个国家的GDP超过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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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把19位华人首富搁在一个舞台上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我想起1995年成为美国《财富》杂志主编的约翰·休说过的一段话:"一些人将商业视作教堂里祈祷一样神圣,但我却更将它看作热门的体育运动------就像全美橄榄球联赛。商业是性感的、充满戏剧性的,被一些活生生的人所驱动……"

    在《华人首富》这本书中,你读到的正是这样一些活生生的人和他们活生生的财富故事。

    他们有多少钱,其实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是,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

    2    19个首富,6个是中国大陆的------这是最怪异的事情,除去关在监狱中的一位,大陆居然有5个最富的人；3个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个刚刚去世,还有一个新冒出来的；一个是香港特区的,一个是澳门特区的。还有5个是东南亚国家的。你或许不知道,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首富都是华人。

    另外还有3个,一个是美国华人首富,一个是加拿大华人首富,还有一个是地球上最富的女华人。

    他们最老的87岁,最年轻的32岁。刚刚"祖孙三代"。

    3    谁是当今中国大陆最富有的人?

    一直以来这都是个问题。当有人因此提问时,你可以理解他在设问,在逼问,或在疑问。从1994年,四川万县人牟其中被《财富》评为中国第一个"首富"以来,12年间,共有6人被不同的媒体和评测机构选为"中国首富",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可谓举世皆无。

    事实上,除了这6位"大陆首富"外,还有两个人曾被传说为"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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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4年以来,全球经济学家普遍看淡未来,长期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在去年年底给股东的公开信中声称,投资者在这个十年期中最好情况下也只能得到一位数的回报率,而另一位传奇投资人约翰·坦普尔顿爵士更是预言,在未来五六年内投资人不亏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是在这些显赫的声音的旁边,有一位叫哈里·登特的美国经济预言家则有新的见解,他认为,在未来的三年内,美国股市将冲击20000点的高位,然后迅速下滑,美国经济将在2009年崩塌。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出版了一本著作《下一个大泡泡》。这段时间以来,他关于美国经济和股市的这一预测已经在北美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登特在《下一个大泡泡》一书中写道,"目前,我们有一个同沃伦·巴菲特和大多数专家非常不同的预测,这种情形就好像80年代后期一样。在这个10年期结束之前,我们能看到道琼斯指数冲击35000点到40000点,纳斯达克指数达到13000点左右,并有可能冲击20000点的高位。"

    从来没有一个宏观预测家敢于像登特这样的大胆,他竟然敢于用如此清晰的时间节点来表述自己的预测:"我们认为最可观的回报将来自2004年~2009年这段时间,特别是来自2004年底到2006年中期,以及2006年底到2009年底。显而易见,彻底加入下一次也是历史上最大一次牛市,时间上完全来得及！"

    登特声称,2002年底到2004年底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投资机会"。他说,"我们所有的基本面研究和周期研究都表明,投资者可能会在2002年到2009年底或2010年初,看到历史上最高的平均年复合回报率"。

    在登特的预测体系中,对人口统计学的运用是最重要、也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他分析了来自美国劳工部下属劳工统计局的消费数据,发现存在两个消费高峰,分别发生在46岁和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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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史上的"心灵鸡汤"